图|周世钊

前言

说起毛泽东的亲密好友，有人会想起华国锋，有人会想起李达，郭沫若面对提问曾这样说：“这个人姓周，名字我忘记了……”

毛泽东与周世钊的友谊

1961年，毛泽东曾写过一首七律，名字叫《答友人》，诗歌内容如下：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而这首诗公开发表的时间却是在两年之后，不过伴随着这首诗歌的发表，一个谜团也随之而来：友人是谁？

人们会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毛泽东早年给柳亚子、郭沫若写的诗都是有名有姓的，而这首诗却半字未提，这才让人存疑。

一直到1986年，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并在《答友人》这首诗中作了如下注释：友人即周世钊，由此便可看出毛泽东和周世钊之间的拳拳友情。

毛泽东曾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就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和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而毛泽东和周世钊情谊的起点，也是在湖南一师。

1913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录取，周世钊也来到这所学校，并被编入进四师预科第一班。在当时预科一班的50个人当中，周世钊15岁，毛泽东20岁，而且两个人还住在同一间宿舍。

一年后，第四师范被合并到第一师范，合并之后的学校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就这样，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迁入第一师范就读，并且和周世钊又被分到一个班。

不仅是学生，第四师范的优秀老师也一起迁到了第一师范，其中有一位教国文的先生，名叫袁仲谦。他的教学风格一直以严厉著称，时常用教鞭敲学生的脚，但其讲授课程却很有自己的风格，非常能够引人入胜，因此很受学生尊敬。

周世钊在学校受毛泽东的启发很大，他坚持每天早起到自习室学习，几年下来能够熟读并背诵下来的文章将近达到两百多篇。在当时的周世钊看来，毛泽东在学校是一个规矩、正派、十分温雅的人，他走路不蹦跶，说话不粗率，时常正襟危坐，沉默寡言。

毛泽东和周世钊同窗几年，二人有着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都十分关注国家大事，没有一刻不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在学习之余，几乎每天都要花两三个钟头的时间来看报纸，一边了解最新的时事政治，一边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

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和周世钊一致认为，应该将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在一起。1918年，在同学蔡和森家里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学会成员共21人，毛泽东、周世钊均在其中，而学会宗旨对于学术革新，品行提升，以及人心风俗的改良尤为关注。

周世钊毕业后，经人介绍在长沙修业小学教授国文，后来又邀请毛泽东在学校教授历史课。那时，二人住的房子只隔了一层木板，周世钊经常能在晚上透过木板看到，毛泽东的房间透着微光，他正在为《湘江评论》写稿。

毛泽东和周世钊在修业小学的生活并不富足，因为是在南方，湖南的冬天尤其寒冷，而毛泽东的被子却十分单薄，冷得十分受不了的时候，毛泽东便拿上自己的被子来找周世钊，跟周世钊挤在一起睡。患难之中见真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之间的友谊愈加深厚笃诚。

在毛泽东心里，周士钊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而且都深切关注着社会的民生疾苦，也希望两人可以并肩前行，为共同一份事业努力奋斗。

毛泽东曾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有真能有益于我的人，倘若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周世钊后来与毛泽东的观点出现了分歧，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因此产生嫌隙，尽管意见不一致，但当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彼此间仍然能够坦率而真诚地交流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21年，周世钊面临人生中的两个选择。这一年，周世钊得到了在东南大学读书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带着一封陈独秀的信找到了他。陈独秀在信里提议，湖南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劝周世钊一起共事。

而此时周世钊对于读大学的愿望则要更强烈一些，便婉言谢绝了毛泽东。1927年，他们曾当面进行过一次长谈。从那之后，毛泽东开始了漫漫中国革命实践和摸索的道路，而周世钊则以教师的身份，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矢志不渝地在各自的轨道上坚守前行，在以后的23年间没有再见过一面。

一直到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周世钊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在对毛泽东本人致敬之余，汇报了学校接管的相关事宜。

12日，毛泽东回电，并在电报中这样写道：“虞电敬希，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体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盼切，敬复。”

闲聊中提起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士钊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每当周士钊来北京开会学习的时候，毛泽东总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同他见面；而每当毛泽东在湖南考察之时，他也一定会约见周士钊。就这样，虽然二人分属两地，可他们的来往交流却依旧很多。

关于毛泽东和周士钊之间数十年的交往和情谊，有人曾用一副长联做过十分形象的概括：

“寒窗共读，薄衾共眠，六十年交往几多旧事如流水；

大厦同建，世情同知，十数次常晤说尽天下隐中情。”

有一次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毛泽东知道后便约见了他，两人坐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十分投机的谈话。

毛泽东和周世钊谈了很多，也包括在漫长革命年代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周世钊问毛泽东：“战争几十年，而你毛泽东小伤都没负一处，可见，贵人自有天助啊！”

毛泽东作为当事人对周世钊的话感触很深，他笑着说道：“这确实算是一个奇迹，以前跟敌人作战打仗的时候，我经常跟战士们一起行军，也时常到前线去了解情况，但就是没有负过伤。别说大伤了，就是皮都没有擦破过一块，可能是敌人的子弹没有长眼睛，它找不到我毛泽东嘛！”

周世钊听后则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有几次你也是够危险的哟！听说你们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敌人把你们在的那个山头都包围了，多亏当地老百姓布了迷魂阵，才没有让他们找到你！”

毛泽东想了想，说：“嗯，是有这么回事，这事我印象很深，也确实危险，当时我们100多人在一个山顶上，连敌人搜山的脚步声和讲话的声音都能清清楚楚听到。”

周世钊听后也为毛泽东捏一把汗，又问：“这算不算是一次危险？”

毛泽东点点头又说：“算一次吧，看你还能算出几次来？”

周世钊又问：“你那次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算不算一次危险呢？”

毛泽东想了想，感慨道：“很危险，也很不危险。”

看周世钊一脸不解的表情，毛泽东解释说：“说危险，是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是一个坏到了极点的人，什么事情他都干得出来，只要他一骂人，他要干什么，也就能干什么！我到重庆去会他，是到了敌人的大本营，蒋介石很可能对我下毒手，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去重庆和他谈判吗……”

不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周世钊便说：“据我所知，你去重庆之前，延安军民和部队党委的负责人都是反对的，是吗？”

事实确实如此，在去重庆之前，毛泽东其实是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的，他觉得去和蒋介石谈判，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去的，即便被蒋介石杀死在重庆也死得光荣。

说起不危险的原因，毛泽东继续解释说：“我去重庆是代表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蒋介石敢在谈判桌上对我下手，那么他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就输了理，就自己主动戴上了破坏和平这顶帽子，这样一来他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就暴露了。而且重庆还有位美国大使，他要是把我在谈判桌上杀了也不好交代，所以我料定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说到这里，毛泽东情绪变得稍微有些激动：“我毛泽东虽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但也不可能一个人在那里来几招几式呀，我有胆量去，是因为我背后有无数热爱和平的人民。那次去重庆，我深深感受到了有广大人民在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我们身上。”

周世钊想到蒋介石确实劣迹斑斑，便接着问道：“既然你知道蒋介石的这种德性，大家也不赞成你去重庆，那你是如何说服他们的呢？”

毛泽东缓缓说道：“这确实是个问题，当时恩来同志反映了各方面建议之后，我认为很有必要向延安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分析日本投降以及当前中国形势的发展，跟他们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作出的某些让步，以及对谈判可能出现结果的对策。”

毛泽东认为，首先应该消除广大军民的心理负担，告诉他们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安全担心。除此之外还要告诉全党，绝对不能因为谈判就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毛泽东说：“蒋介石是迭电相邀，而且还通过媒体广昭天下。如果我要是不去，那这顶破坏和平的帽子势必会扣在我毛泽东的头上，这位蒋先生必定会据此大做文章，通过各种途径大造舆论，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愿和平，想打内战，说我毛泽东是个好战分子，我毛泽东会上他的当吗？”

“凭我和他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我心里十分清楚，他蒋介石这是做出一种姿态给世人看的，他自己多疑，就用同样的心思揣测别人，以为我毛泽东不敢前行。结果当我毛泽东真的出现在重庆机场，这位没来机场迎接的蒋先生却是慌了手脚，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我毛泽东会去，他是一点谈判的准备也没做呀！”

毛泽东对这段往事讲得绘声绘色，周士钊听后顿觉感慨万千，连连称赞道：“佩服佩服！”

毛泽东则说：“知己知彼嘛，这也是打仗，是打心理仗啊。还是那位美国大使赫尔利说得好，谈判也好，对话也好，他们的实质就是格斗，甚至比格斗还要残酷，还要持久，那时就更需要毅力和技巧了……”

重庆谈判

时间回到重庆谈判前夕，枣园。毛泽东刚刚起草完《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周恩来手里捏了厚厚的一叠电报，便急匆匆来找毛泽东，说道：“十万火急！”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手中的电报，将它们一一展开，发现落款的地方都是解放区部队和地方党委负责人的名字，而上面的内容几乎都是一致的：不能去重庆！

“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

“重庆之行太危险，请毛主席千万不要去！”

“不仅毛主席不能去，周副主席不能去，中央任何领导同志都不能去！”

毛泽东当然理解大家这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看着周恩来，笑了笑说：“这些同志呀，虽然天各一方，倒好像是开了一个碰头会一样，意见还蛮统一哟！”

跟毛泽东不同，周恩来对这次去重庆一事比较慎重，他十分认真地说：“主席呀，你还是要慎重考虑大家的意见。你昨天晚上通宵达旦了一夜，延安军民也是一夜没有合眼呀！听说你要亲自去重庆，他们心里急呀，天不亮就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让我千万劝你！”

大家都是好意，毛泽东也想好好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便说：“事情有这么严重吗？你说说，大家都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便一个个举起了例子，“因为这事有位私塾先生发火了，他说蒋介石不讲信义，现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今几番相邀必然是居心叵测，你不仅对此不曾反思，却非要学宋江的样子贸然行事，难道是要接受朝廷的招安？”

“有位老同志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八年抗战，毛主席都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现在却要亲自和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说什么也难以让人转过弯来，去那个地方，和那样一个不守信义的人谈判，太危险了啊！”

毛泽东听着听着，眼里不禁泛起了泪花，大家关心他的安危，但毛泽东深知，此次重庆之行是必须要走一遭的，他个人的生死在国家和平的面前不值一提。

随后，毛泽东便与周恩来一同商议，并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下发给中央高层干部，向大家阐明了此次重庆之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就这样，在延安人民的期盼和不舍中，毛泽东奔赴重庆。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根本无心和谈，迟迟没能就共产党关切的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的核心问题达成共识。虽然蒋介石方面一再拖延，但毛泽东始终对和平抱有期待，谈判期间做出了重大让步，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

但和谈对蒋介石来说不过是个幌子，等他筹备好了军队之后，便再无顾忌，撕毁了《双十协定》，国共第二次合作就此破裂。随后，解放战争一触即发，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勇，蒋介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败逃台湾。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员听到这则消息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而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时，他的脸上看不出半点的高兴，神情中多了些许黯然和寂寞。

面对这位曾斗争多年的政治对手的离世，毛泽东沉默了良久，吸完一根烟后说了只有一句话：“知道了”，这寥寥几字简短而又意义深远……